時光飛逝，二零零五年參加內地服務學習計劃的經歷，回想起來，箇中感受仍在心頭。那年我們十四位崇基同學，聯同四名來自南韓及日本的同學，還有一位上屆畢業的校友，一同到廣東封開，為縣內十六間小學共五十位老師，安排一個兩星期的英語教學培訓課程，並在最後一星期，為五十位小五學生安排課外活動。 當時內地正改變教育政策，從前中一才開始教英文，後來提早至小三至小六便開始教。這政策更改令小學英文老師嚴重不足，很多年青的中文和數學教師，都被學校安排轉教英文。那時網絡不發達，借用的學校也只有兩三部電腦供老師輪流上網，更別說手提電腦和wi-fi了。在有限資源下，他們幾乎沒有英語教材。我們同學分為三組，「聽講組」和「語法組」各準備一星期教案，到了星期六老師就要分成小組試教，讓小五學生來試學，而最後的「活動組」則負責準備課外活動。 善用創意 改良課程 出發前，我們五月便開始準備和設計課程內容。「專題討論」的指導老師左治強也給我們講解很多英語教學手法，以作參考。我們準備了大量初中教材，有英文歌、故事、語法練習等，可是到真正實踐，效果卻不理想。我們沒想到老師們的水平參差，對比香港由小一至小六程度都有，有一兩位甚至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還未全背熟。我們的課程安排與他們的實際需要和期望有很大差距。有見及此，我們放棄初中教材，重新編寫高小教材，然後把老師分成不同小組，有些更安排個別指導。每一節課後，大家便立刻開會檢討，調整內容。很多個晚上，大家都用英文開會至十一時。過程雖然辛苦，但後來教學情況逐步改善，也是值得。 當地的老師們都非常勤奮，有時病了仍堅持上課，其中一幕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當時我們要教英文文法中動詞的現在式、過去式、以及其過去分詞，有些詞彙的變化比較複雜。我們在這個課題上花了很多時間，但老師們依然十分吃力，進度也漸漸滯後。我們亦開始感到氣餒，但組員間不忘互相鼓勵，加緊開會討論改善方法。後來大家運用創意，以遊戲帶動學習：每人抽一個字詞，然後尋回自己的「家人」(亦即那個字詞的其他變式)。當教學效果開始有了改善，我們便決定多動腦筋，構思更多創新的教學方法。   真誠交流 教學相長 課堂後期運作漸見暢順，老師們非常熱情，住得近縣城的，邀請我們到他們家作客。我們一起吃飯聊天，與老師們打破隔閡，真誠地溝通。相比課堂上的交流，課後的相處更讓我了解他們的真正需要，認識更多內地僻壤居民的生活實況。誠然，出發前我們只集中準備教學內容、構思培訓方法，但真誠的交流也是服務學習計劃的關鍵元素。服務不一定單方向地向受助者提供援助，服務者和受助者之間可以互相學習，無論課堂內外，教與學都是平等的。在最後一星期，崇基同學為小五學生安排了校內定向、土風舞、摺紙和紙黏土、水力箭、雞蛋撞地球、各國文化介紹等活動。南韓同學穿起韓服，我也帶來了日式浴袍。孩子們在校內主要是讀書，沒甚麼課外活動，今次大開眼界，更是第一次與日本人和南韓人接觸，都顯得非常興奮。 課程完結後，當地小學老師在原稿紙上寫感想，然後影印派給我們，結果足足印了七十頁，滿滿的都是感謝。最初參加服務學習計劃，我只希望畢業專題研習能夠既好玩又獨特，從未料到會認 識了一班好朋友，包括導師、組員、外國同學，這亦是參加計劃的最大得着。我跟同組同學一起經歷整個旅程，一起感受挫敗、分享喜悅 — 那份親切感，常在我們中間。近年我搬到廣州市生活，但人在城市，未如當年參加服務學習計劃般了解到偏遠地方的情況。這些年來，我深深體會到內地的地大物博，身邊人也來自五湖四海。當年的活動也算是我認識內地的開端，現在會以更謙卑，更虛心的態度來探索內地的生活文化。 我(左一)和崇基、南韓同學在課餘時參觀封開博物館。 教授封開小學老師英語，協助他們轉教英文科。   整理：麥嘉輝(2016/新聞與傳播)

陳小娟(2009/工商管理(環球商業)) 在電影的圈子內，很少會碰到中大的校友，更別說是崇基的校友。因為中大沒有電影學系，所以如果偶然碰到一個電影人是中大校友，大家就會很自然地感到好奇︰這個人本來是做甚麼的？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從學生時代開始的傻事 我本科讀的是工商管理學院的環球商業學課程，畢業後在商業銀行工作，轉行則是後來的事。有時遇到一些電影圈內前輩，他們的年代沒有我們這個學系，所以大多以為我以前是做銀行櫃檯的工作人員，倒也沒甚麼話；若是知道甚麼是「GBUS」的人則大多會問我，為甚麼要做傻事要轉行﹖話雖如此，但是大家只是說說而已，其實新一代的電影工作者，有誰不是真心熱愛電影才投身其中呢？ 偶有朋友會問，為何一開始不去報讀電影，卻要選環球商業課程？小時候家境不好，即使由小學開始就想做電影，卻一直不敢以此為目標。儘管家人一直支持我的夢想，但現實條件上，賺錢提升家人的生活質素才是我應該做的事，所以當初我想進的都是環球商業和醫科。後來選了環球商業，是因為我認為如果我日後再去追夢，商業知識和國際視野也必然有用。這個想法在多年後的今天，已經轉行的我還是覺得十分正確。大學學到的東西，如管理學、市場學、演講技巧等，現在應用的機會比在銀行工作時還要多。當然，大學時期另一個重要的收穫，就是成為了崇基劇社的莊員，並曾以舞台劇《白蘭與笛芙》參加了中大四院劇賽。還記得上演時，所有台前幕後都在舞台上忙着，作為導演和編劇的我坐在觀眾之中，看着他們每一位的反應，那刻的感動，仍歷歷在目。最後，僥倖獲選為最佳劇本，當時我才發現頒獎嘉賓中有環球商業課程的張偉雄教授，我十分不好意思，因為我上的莊不是商科莊，覺得自己有點「大逆不道」。 飢凍雖切  違己交病 同是畢業後進銀行工作，坦白說我和同學們的目標實在不同。銀行工作是他們的夢想，可惜並不是我所追求的。我有時會羨慕他們的夢想符合社會期望，卻不明白為何與藝術相關的夢想，總要面對較大犧牲？我早清楚這個「定律」，所以只能暫且埋藏夢想，找一份可以養家的工作，就是沒頭沒腦地當了「銀行家」。但縱使別人都羨慕銀行工作，我卻不甚熱衷，即使薪高糧準工時又較電影工作短得多，我那段時間卻很痛苦。所謂「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如果要我給初畢業的校友一點忠告，必然是：不要為了金錢或別人的期望去選擇工作。憑着努力，也許你可以做到不過不失；但欠缺熱忱，則沒法突圍而出。每個人的背景各異，我親身經歷過，當然明白有財政負擔的人實難以輕言不惜一切去追求理想。 追求夢想總不會一蹴而就，我在銀行工作時已兼讀了一些編劇課程，公餘時又會拍片。還記得我製作第一齣獨立短片，那時幸有崇基劇社的朋友協助，加上網上招募演員，大家都義務幫忙，而其中一個主要拍攝場地就是我以前住的文質堂！那次拍攝讓我明白自己不懂的東西有很多，卻又發現自己真的很喜歡創作的過程。在銀行工作了兩年多，才發現同期的同事們都計劃好未來要做到甚麼崗位，而自己卻完全看不到在商業世界的未來，只知道我真正所愛的，還是拍電影。在家人的支持下，我毅然辭職報讀浸大電影碩士課程，又當上電影編劇家協會的幹事。 一短片 一故事 讀電影那三年，我不停地找機會拍片。現在坊間有很多提供資金拍片的比賽，但很多從事創作的人卻不太喜歡處理繁複的報名手續，幸而我以前的工作也要面對很多手續，所以我可以「不厭其煩」地報名。我入圍了廉政公署舉辦的短片比賽，那是我第二齣作品《三個金幣》。我大概是一個倒掛的晴天娃娃，每次拍作業都下雨，某一場才拍了幾個鏡頭，雨就大得要中斷拍攝，整個團隊渾身濕透，連襪子也可擰出水來！那次大家齊心地完成作品，最後更得到金獎。後來我「越級挑戰」，以非學生身份再參加了「創意香港」贊助的「創＋作」音樂微電影比賽。這個比賽很有趣，參加者隨機與一名歌手合作，以他們的歌曲為他們製作一段音樂短片。在記者會上，我伸手入抽籤箱內，翻來覆去，然後抽出了糖妹的名字！這段緣份，帶來了我的第三個作品《啊囉哈！》，還有最佳編劇和金獎。從《啊囉哈！》起，我發現短片的生命力原來比想像中強，在世界各地影展中都是被認可的創作。我把短片投稿到各影展，它的生命力把我們帶到日本、法國、台灣去。這些經歷都開拓了我的人際網絡，然後陸續有歌手找我拍攝音樂影帶 (MV)，也有公司找我拍廣告。 在畢業前，我戰戰兢兢地參加了本地短片界一項重要比賽──「鮮浪潮」。參賽短片《兒女》，花了我最多時間、最多心血、最多金錢，甚至要在網上集資才能完成。最重要的，是這個作品有最濃厚的人情味。我們其中一個主要場景是教堂，我寫信向崇基學院校牧許開明牧師請求借用崇基禮拜堂，沒想到許校牧二話不說就答應了。可是這個作品沒有得到評審的青睞，在頒獎禮上空手而回，我也不爭氣地掉了許多眼淚。失落不是因為我想獲獎，而是覺得有愧於我的團隊和幫助過我們的人。我開始懷疑自己的創作和能力，惆悵以後該怎樣拍片。這時我的伙伴們鼓勵我，只有一直拍下去，才會進步；不拍不錯，卻就僅止於此。我一鼓作氣地再投稿到其他影展，就在執筆寫這篇文章時，獲悉作品獲選入意大利影展的競賽單元。我跟製作團隊分享這消息時，大家都差點哭出來。沒錯，這個挫敗和感動的交錯，就是電影製作的魔力。 夢幻背後  殘酷現實 夢幻背後，電影這工業其實很殘酷。「得獎短片導演」聽來很厲害，卻俯拾皆是，而掛着這名堂也不足以維持生活。很多短片導演，都要靠其他工作來維持生計。我自己便當兼職文員、補習教師、珠寶展售貨員等，一邊「捱」，一邊累積經驗，等待參與長片製作的機會。因為在編劇會的工作，我接觸到很多圈內前輩，可是初時我沒有自信「推銷」自己。直至我的短片得獎後，我才厚着臉皮把作品給他們看，再問有沒有我可以參與的製作。大家慢慢覺得我不止是協會的文員，而是新晉電影人，開始找我合作編寫電影劇本，也有機會在新的電視台編寫劇集。 我是比較幸運和順利地進入了電影這個圈子，但在這個圈子內工作，就發現要面對更多難關。香港電影市場縮小，片量從以前黃金時期的一年二百多部下降至現在一年五十多部。新人少了機會拍電影，連圈內前輩都不容易開戲。投資者多看重龐大的內地市場，創作空間也因而受限制。有時創作了快一年的劇本，最後因為過不了內地的審批而不了了之，就是有苦說不出。即使願意北上發展，文化差異也使我們難以寫出「接地氣」的作品。加上內地電影工業迅速發展，軟硬件都快要追過香港，我們更難找到自己的位置。當我越了解這個行業，灰心的時候就越多。電影製作本身就有很多變數，一天未上映，所有付出過的努力都不會被承認。要堅持下去，除了滿腔熱誠，還要平衡自己的心理。既要做有質素、自己喜歡的作品，同時也要確定生活有保障，這樣的路才能走得更遠更久。慶幸是，在電影圈內這短短數年時間，我觀察到只要肯努力，總是有機會和希望的。這點不限於電影業，相信放諸各行各業皆通用。 有想做的事，就動手去做﹗ 追求一些「非主流」的理想時，我們難以得到別人的理解。有時關心我們的親友會因為擔心而問：會不會考慮放棄這條難行的路，重操故業？我只能笑笑說，回不去了！雖然我們很多電影新人看似都滿肚苦水，但其實要真的撒手不拍卻又做不到。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大銀幕上出現的心情，我至今難忘。那種成功感和喜悅，絕對值得你付出那身血汗！ 最後，想分享一套我很喜歡的關於追夢的電影《尋找快樂的故事》

黃明樂(2000/新聞與傳播)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在當上freelancer將屆十年的日子，驀然回首，黃金歲月能在這條路上走過，是我至今生命裏最無悔的決定。 當freelancer，不是一種職業選擇，而是一種人生選擇。一世人，有數十年行得走得、精力旺盛的日子，每天二十四小時，扣除睡覺的八小時，餘下的生命，該怎麼過？這個問題，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想一次。 還記得在十多歲的時候，即是那個常常被問長大後想做甚麼的年紀，天真的我，是這樣想的。如果，人生就是一本護照，能夠去最多的地方，見最多的人，嘗試不同的新事物，好的、醜的、幸運的、不幸的、甘之如飴的、痛苦難熬的，甚麼都有一點，到合上眼那刻，也算不枉此生了。 那本蓋滿印章的「人生護照」，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經歷集郵」。更落地的比喻，是「開雜貨舖」，甚麼都賣一點。人生若此，夫復何求？ 自那個時候起，我一直在尋找，哪一種工作模式，就能夠把人生護照，填滿各種姿采？可是，我找不到。當年不但沒有freelancer的概念，大部分人更是一份工作由畢業幹至退休的。能夠光榮引退，似乎是主流社會推崇備至的美德。 我唯有把願望默默埋在心底，盡量裝備自己。中大的新聞系，在眾多學科中，跟我想要的，好像最接近，於是就在這個美麗的校園，過了充實快樂的四年。 待畢業了，又再一次尋覓，哪一份工作，可以為他日孤身上路打好基礎？環顧四周，政府的政務主任(AO)職位，出了名挑選嚴謹，訓練苛刻，聽讀寫講、邏輯思維、人際關係，缺一不可，想必是將來作任何發展的最佳少林寺。當時我想，就花數年時間，試一試吧。如魚得水的話，從此委身公僕隊伍。如果格格不入，就趁年輕帶着學到的，繼續追尋「人生護照」。 四年後，跟政府因了解而分開，心裏響起了某個聲音──是時候開始當freelancer了。心理準備，有了。財政上的預備，又如何？這裏說的，不是儲多少彈藥來開始。而是反過來，試試自己，窮成哪個樣子，還能開開心心過日子。底線愈低，就愈有本錢愈戰愈勇。 於是，離開政府後，我實現了freelancer清單中的第一個夢想──到倫敦留學。當時的盤川，僅夠糊口，生活能省即省。為了買一打雞蛋可便宜八便士，走足幾個街口。奇怪的是，竟然不覺苦，還慶幸賺了幾條街的明媚風光，拍下很多照片。一年下來，省吃儉用，本來僅夠生存的錢，還能像五餅二魚般，變出許多次背包廉航旅行。 那一年最大的領悟是，錢可以用來買快樂，但人生大部分的快樂，都是錢買不到的。於我來說，「at the end of the day」，最大的快樂，是三五知己吃着清茶淡飯，天南地北東拉西扯，坐看雲淡風輕。倒是有時相約各方好友，大家都忙於為生活奔波，一年半載都碰不上一次，令我總是覺得生活有所欠缺。 留學結束後，我更加肯定，自己就是要走freelancer這條路。之後的十年，幸運地，為自己的人生護照，集了許多郵。每一年，都遇上一些曾經求之不得的機遇。當上特首選舉的競選經理(2006)、寫專欄(2007)、出書(2008)、主持電台節目(2009)、 開辦自己一手經營的通識課程(2010)、在電視台當客席主持(2011)、跟好幾個夢寐以求的團隊合作(2012)、寫音樂劇歌詞(2013)、走出香港把作品擺上境外的舞台(2014)、去禪修(2015)以及執筆這刻，正在埋首創作人生第一個劇本。 這些嘗試，有一些自己比較得心應手，另一些則仍需努力。但是，結果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曾經「拍心口」，用盡百分之三百的精力，在能力範圍內，把事情做得不能再好。過程中的快感，是任何千篇一律的工作都不能媲美的。十年來，遇上很多同路人，賺了很多精彩的一期一會，贏了很多長久的友誼。而那張躍躍欲試的清單，還有太多未了心願：學烹飪、學畫、學室內設計、下田耕作、搞讀書會、開辦通識食堂……就算有九十歲命，有生之年都做不完。 當freelancer有沒有難捱的時候？當然有。單打獨鬥的孤單、「倒瀉籮蟹」的突發事故、生病了無人頂替導致「累街坊」的內疚，統統不易捱。然而任何工種都有難捱的地方，問題是它給你的滿足感，是否超過給你的煩惱。只要想清楚，答案是肯定的，就值得委身下去。 至於一般人很擔心的財政問題，我在自己以及大部分freelancer同行身上見到的，總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工作時有增減，收入有上有落，但波幅之中，一直審慎靠穩。反觀全職的朋友，有時遇上一個大浪，公司裁員，家中頓失經濟支柱，還更徬徨。安全感這回事，其實是觀點與角度而已。 十年前，香港社會把freelancer看成怪物。十年後的這天，早已見怪不怪。而我想說的是，無論社會變得怎麼樣，不必因為主流氣氛而害怕當freelancer，也無須刻意標奇立異去當freelancer。生命，是自己的。每個人都只能活一次，自己的路自己走。假如有人否定你的選擇，不用介意。他可能出於善意，但他想要的跟你不一樣，所以他並不明白你。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我很喜歡的Robert

專訪地質學家陳龍生教授 初中的時候，你在做甚麼﹖是自由自在地遊戲人間﹖還是埋首教科書中應付考試﹖ 很多人終其一生，尋尋覓覓，也找不到自己的理想，但對陳龍生教授(1978/地理)來說，十三、四歲時他已找到值得窮一生追逐的夢，就是跟樸實低調的石頭打交道，鑽研一段段埋藏在裂縫和角柱間歷遍億萬年的傳奇。 在七十年代，當人們還未認識甚麼是地質學時，陳教授已醉心研究，更成為當時全港第一位研究地質的本地專家。數十年匆匆過去，到今天他對地質學的熱情絲毫未減，在孜孜不倦地教學之餘，還經常帶團到野外考察，只為讓更多人認識我們的家 ─ 地球。 與石有緣 那天是崇基校友會一年一度地質考察之旅的大日子。我們坐在船上，秋風送爽，船緩緩地離開吐露港向赤門海峽駛去。馬鞍山新市鎮的高樓大廈從我們背後漸漸遠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又一個的無人小島，島上聳立着巍峨的石塊，或是藏着幾個神秘的洞穴。海水灌進去，又吐出來，翻起千朵雪白的浪花。大自然是藝術家，用上億年的時間，琢磨出一件又一件的藝術品。不一會，一行人便到了荔枝莊。我們走到巨大的石塊前，聚攏在一起，屏氣凝神，靜待主角出場。陳龍生教授此時在眾人中走出，站在石塊上，詳細地解釋荔枝莊的地質結構。幾億年前地動山搖的板塊移動、叫頑石變成細沙的風化過程，陳教授就在幾分鐘內解說完畢，內容生動且深入淺出，即使不懂地質的門外漢，也很容易明白。 石頭才是最好的 我們在荔枝莊的灘上看石，一邊走，陳教授拾起石塊來作解說。這個週末早上沒有熾熱的陽光，但我們每一個都能感受到陳教授對地質那份熾熱的心。石頭是他的老朋友，他回想當年那個十三、四歲的小伙子，抬頭望見山，便好奇山是如何形成的。其他同學都玩耍去了，他卻獨自跑到圖書館看書，希望找到答案︰「那時已知道自己喜歡研究石頭，我不喜歡研究人，石頭才是最好的。」就在那時，陳教授已決定與石頭為伍。幾年後報讀大學，他便順理成章地選了中大地理系，因為系內有一半科目與地質學相關，而中大跟隨美國學分制度可以讓他跨學院修讀物理、化學等科目，為做地質研究打好科學基礎︰「做研究要精，知識基礎就要廣。除了上課，最重要的就是到圖書館。那時不斷從書本中吸收知識，圖書館中關於地質的書，我都差不多借過了。」那些年，圖書的背頁還是插着圖書卡的，借過書的，都會留名，陳教授的名字，永遠都寫在這些圖書卡上。研究石頭半個世紀，陳教授從來不覺厭倦，反而愈來愈熱愛。這天我們在荔枝莊看石，其實陳教授經常帶學生前來考察研究，到這裏的次數已是多不勝數，但他依然拿着相機邊走邊拍，笑言每次來，都有新發現。陳教授在初中已找到最愛，他坦言自己十分幸運︰「十多歲時我甚至已決定日後會做甚麼研究，而到今天我正正從事當時想鑽研的題目！回想選這科很不容易，當時屬冷門，很多人對地質學聞所未聞，同學都問我畢業後打算做甚麼工作，因為當時唸這一科，連教書也不可能！」他對自己所愛的石頭非常執着專一，從來沒有打算放棄。能實踐自己的理想，一生做着自己鍾愛的事，堅持總是首要條件。 在崇基的日子，陳教授念茲在茲的，便是細細碎碎的校園生活。說到從前的大學火車站，他更是喜上眉梢︰「當年一個小時才一班火車，班次很疏落，追火車也就成了我們那一代人的集體回憶。」在火車軌上奔跑追火車，雖然危險，卻不失浪漫。陳教授的大學生活也多姿多彩。那時他替地理學會辦過不少野外考察，沒有老師帶領，同學們卻會自動跟着他跑到馬鞍山上看石頭。當年還是學生的他，沒有經驗，如何率領眾人研究地質？「中學時看書有印象，上到山就能引證，我在中學學報已發表過文章計算斜坡下塌的力學。」艱澀的學問，卻是他快樂的泉源；但追尋學術的道路，永遠都是漫長而孤單的︰「你可以選擇跟大隊走，因為有安全感，但你甘於做羊群裏的其中一隻嗎？走另一條路，或者會遇見意想不到的風景。」 研究地質 香港第一人 因為走了這條與別不同的路，陳教授成了香港首位研究地質的本地學者。在他以前，大部份地質學家都是來自外地或國內的，一九七八年於中大地理學系完成學士學位後，他便到了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唸碩士和博士，之後在美國教了十年書。人在異鄉，心裏卻掛念香港，希望可以回港教授地質學。念念不忘，必有迴響。終於在一九九三年等到香港大學開設地球科學系，陳教授便回港任教。現任香港大學附屬學院校長的陳教授平日公務繁忙，但是週末更忙，因為他會帶隊到野外考察，每年有多達四、五十天在郊外研究和教學。為了研究，陳教授足跡遍佈全球，更在荒漠極地經歷過不少驚險之事︰「在美國教書時，我帶學生到蒙大拿州做研究，幾個人駕着車鑽進荒廢了的火車隧道，怎料裏面原來積雪很厚，車被卡住了，進退維谷，只好棄車。當時我們都沒有帶電筒，唯有摸黑向前爬。」爬了兩公里，終於看見一點光，他們向着那唯一的光源再爬了四十多分鐘，幸好最後脫險︰「回到住宿的地方，其他沒參加的學生竟然大喊抗議！為甚麼？他們說這樣好玩的探險，怎能不帶他們一起去﹖」 最接近死亡的一次，陳教授帶隊到台灣，其中一項研究活動就是沿着河划艇看地貌。怎料急流把學生的艇沖翻了，有學生被困在艇下面，陳教授見狀立即下水幫忙救人，卻被急流沖走，身上的救生衣更卡在河底的兩塊大石之間。水流洶湧地在他頭上不斷流過，他嘗試掙扎，卻依然動不了︰「我心裏沒有害怕，平靜間閃過一念頭，原來一生的完結，就是如此。」幸好水流一直在沖，卡着的地方最終鬆開了，陳教授才得以脫身。他描述這事時，臉帶笑容，如在說別人的故事。對大自然心生敬畏，繼而參透人的渺小；生死一剎的驚險，在陳教授的豁然笑聲中盡化成閒談間的小故事。 不愛景點 只愛石頭 為了研究，陳教授走遍世界各地︰西藏、大峽谷、南極、格陵蘭、澳洲卡里基尼國家公園、冰島、意大利……然而叫陳教授樂在其中的，並非觀光旅遊，而是在不同地方，能看到不同的地質結構。時常周遊列國當然羨煞旁人，但陳教授對此卻抿嘴一笑：「我沒有周遊列國呢！到過意大利多次，卻從沒去過威尼斯、佛羅倫斯；每次都是去研究石頭，大部分時間都在野外，有時三、四天都只停留在方圓幾百米範圍內考察，風景也不一定漂亮，岩石可能在工地或垃圾堆旁，這可以是很苦悶的。其實每次實地考察的時間都很寶貴，我們爭分奪秒地專心研究，也沒太多閒情想其他了。」 香港人旅遊，同樣也分秒必爭，行程排得密不透風，就是為了看最多的景點，陳教授對此卻不以為然︰「那些教堂嘛，只有幾百年歷史，太新了！我當然選擇到山區去看那些二億年的石頭啦！哈哈！」別以為研究地質的人，多半嚴肅刻板，陳教授可是妙語連珠呢！在解釋複雜的理論時，他會偶爾加插一兩個笑話，而且面不改容，弄得哄堂大笑，然後他又若無其事地繼續分析地質結構的特徵和形成過程。其實，要體會陳教授這幽默的一面也不難︰當你談着熱愛之事，不也是會自然地談笑風生起來嗎﹖

簡悅勳(計量財務/四年級) 我在二零一三年暑假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下稱UCB)交流，至今已經兩年了。當時在加州的所見所聞，依然歷歷在目。 還記得第一次與校友的接觸，是在院務室和學生輔導處的安排下於崇基活動室與已在加州定居的校友Paul會面。他是香 港中文大學海外校友會(北加州)學長組成員，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輩。每年崇基都會舉辦到UCB的暑期留學計劃，其中與校友 一起的活動，很多都是Paul安排的。如果同學在當地遇上甚麼困難，他也很樂意幫忙。 第一次出國，人生路不熟，當時我參加了很多與校友會面的活動，包括到當地莊園採摘車厘子、見識在香港看不到的大 型 warehouse、參加由校友演奏中西樂器的小型音樂會，以及乘坐校友的車到處觀光遊玩等。其實活動的內容還是次要， 最重要的是我們與校友的互動和得着。他們就像我家中的長輩、學校的導師一樣照顧我們。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兩位是 Amien(劉艾文，1989/崇基兼讀音樂)以及他的學生Wilson Tam。Amien外表看似嚴肅，其實非常平易近人。雖然他行動不便要 用拐杖，但仍很樂意親自駕車載我跟幾位朋友到處觀光。旅途上他分享了很多在加州生活的點滴，以及這些年來香港和加州的 轉變。Wilson則是在UCB畢業數年的碩士生，他跟我們分享了很多當地年輕人面對的學習和生活問題。他曾在香港唸中小學， 所以常跟我們討論兩地學習文化的差異。最深刻的要數我上機離開加州的那一天，我剛巧碰上地鐵及巴士員工抗議，他們罷工 罷駛，幸好Wilson要到機場附近而順道載我一程，在我最焦急的時候，Wilson的幫助簡直是及時雨。 在離開三藩市的時候，我一直在想，每年到UCB的同學有很多，或許我們與 已移民加州多年的校友，只是彼此漫長人生旅途上的過客。即使如此，他們也把我 們這些過客當作「自己人」，並給予很多真誠的分享和幫助，讓我們在六星期裏對 上一代中大人及崇基人的生活了解更深。這份寰宇一家的情誼和傳承實在是難能可 貴，亦體現了立於嶺南運動場東側、未圓湖畔的對聯上聯「崇高惟博愛，本天地立 心，無間東西，溝通學術」的精神。 再過一年，我便會成為中大以及

鄭穎茵(2006/中文) 美國西岸的夏季乾爽怡人，在廣濶的藍天及西式建築校園裏，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上課，最是吸引，這使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成為暑期留學的熱門選擇。過去十五年，曾經到柏克萊分校暑期留學或當交換生的崇基同學逾九百人，大家可能不曾見面，卻有特別的共同回憶 ─ 乘坐中大校友的座駕遊覽加州，以及到校友家作客。其實早在出發前，同學均會透過崇基院務室和學生輔導處跟Cecilia李張綺蓮及她丈夫Paul(李啟宇，聯合/1968/社工)聯絡。他們還會收到一份長達十八頁介紹當地實用資訊及文化差異的「天書」，以及一份列出十多項活動的清單，全都由十多位移居加州的校友特地為同學設計統籌，讓同學可以預先報名參加各項活動！ 十五年前 地主之誼 細說從頭，加州校友接待崇基同學是怎樣開始的呢? Cecilia回憶道：「崇基在一九九九年首次舉辦暑期留學計劃，其中一間合作的大學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當時院長李沛良教授邀請住在柏克萊附近的校友照應到加州的學弟妹，校友熱心回應，於是就接待第一批暑期來留學的崇基同學。」最初同學人數少，由一兩個校友家庭負責接待也覺輕鬆，但後來人數愈來愈多，於是香港中文大學海外校友會(北加州)在二零零二年起成立了學長組，以便更有系統地接待同學。多年來學長組接待過的同學多不勝數，Cecilia強調這是學長組無私付出的成果︰「現時約有二十多位來自中大不同書院的校友參與其中。我家最近柏克萊，於是因利乘便地成為大家的聚腳點了！」 關懷協助 無微不至 每年都有新同學來訪，如果校友們年復年地帶他們到相同的景點，可能會有點悶吧？Cecilia和學長組早已想到這問題：「我們的原則是盡量不安排當地鐵路BART及穿梭巴士可直達的地方，所以我們常常構思新活動！」這些「非一般」的行程包括由許智萍(1973/中國語言及文學)安排同學參觀三藩市高等法院並與法官會面、訪問廢物回收中心了解當地廢物處理過程、到果園採摘鮮果及野餐、參觀Google總部及其他科技公司、參加風箏節等，這些都是接觸當地文化的好機會。除了用心安排活動，學長組對這班遠道而來的年輕人的照顧也是無微不至︰「有一次我們到SanMateo Huddart Country Park露營，一位校友駕車到就近鐵路站接兩名同學到營地，同學到達後才發現原來那位校友只是專誠接載他們而自己並不入營，他們受寵若驚之餘更有感自己雖然只是學生，但師兄姐們卻待如貴賓好友﹗」 校友除了帶同學到他們自己難以前往的地方，還為同學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提供資訊或直接協助。Cecilia舉例說，一位同學在當地租房子，怎料那租給他的二房東原來事先根本未得屋主同意，結果同學雖簽了租約仍要被屋主趕走。及後校友找到熟悉租房法規的朋友研究有關文件，再向同學解釋租房法規，過程中一直為他提供十分有用的意見。其實同學身處外地遇到的問題層出不窮，有一次一位同學發現室友在房內吸食大麻，校友便解釋說當地因醫學理由食大麻是合法的，同學如果不能接受，可以試試跟舍監申請調房。就是手提電腦壞了、眼鏡破了，校友都盡力協助。校友又跟同學解釋當地的文化禁忌：「各地文化不同，我們要避免不小心冒犯了別人；例如即使是玩笑也不可以稱黑人為『黑鬼』，他們聽得懂，就像稱華人為『Ching』一樣都有輕蔑之意，這方面特別要小心。」 Cecilia接觸過十五年來不同年代的同學，他們有何變化和特點？「早年來的同學比較看重成績，我每每苦口婆心勸他們，如只求讀書何不乾脆留在中大圖書館﹖遠道而來當然要嘗試中大沒有提供的科目，更重要是預留時間發掘和體驗不同的文化！」近幾年的同學已經「遵聆教誨」，更開放自己。從前互聯網不及現在發達，同學對當地溝通習慣不甚了解，「蝦碌」場面屢見不鮮。一次Cecilia約同學在大學宿舍附近集合，同學只答出宿舍編號，卻不知道兩街交界(cross street)的位置。Cecilia笑說︰「我唯有逐間宿舍打電話問有沒有香港學生，就像瘋婆子找兒子一樣呢！另外現在的同學十分擅長活用科技，以Google地圖一查便知地點，更反過來告訴我某個手機應用程式可以查到鐵路BART的時間表，並建議我某時可到某處集合！」 雙向交流 同步成長 校友付出大量心血和時間，Cecilia認為這是雙向交流。她從學弟妹身上，亦多了解了中大的近況和發展︰「問他們的主修科目，很多新學系我以前都沒有聽過。」同學亦不時向她解釋新科技新資訊，讓她獲益良多，與時並進。 看着學弟妹藉海外交流擴闊眼界，Cecilia說一封簡單的致謝電郵，或一張小小的心意卡，已是很大的回報：「有一年回到中大，走在路上突然聽到同學大喊我的名字，並說曾在某年到加州時到過我的家；在崇基千人宴我上台拍照時，突然一大班同學湧出來，嚷着一起合照，讓我十分驚喜。」這一點一滴的感動，都累積成珍貴的美好回憶。 十五年過去，推動Cecilia和加州校友們繼續接待同學的就是一顆回饋的心：「一九七一年我和Paul初到加拿大讀書，那時我們舉目無親、孤立無援，幸得校友的幫助才可渡過難關。其實很多校友都有類似經歷，我們得到幫助後，更希望在有能力時幫助別人。」從Cecilia的分享，可深深感受到這種回饋的精神和漣漪效應。年紀漸長，Cecilia謙稱：「雖然我仍『行得走得』，有能力駕車，但說不上何時會應付不來，所以最近幾年也積極找年輕的校友加入接班。」總結十五年的經驗，Cecilia寄語同學一定要主動：「敲門，門就會開，校友一定盡力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