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曾寫過：「紐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移民大都會，全世界各色人等都匯集於此，羼雜在這個人種大熔爐內，很容易便消失了自我，因為紐約是一個無限大、無限深，是一個太上無情的大千世界，個人的悲歡離合，飄浮其中，如滄海一粟，翻轉便被淹沒了。」當這個文化大熔爐遇上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來襲，又會是何光景？
訪問：江燕妮(2001/新聞與傳播)
疫症來襲
「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實在嚴峻，迄今(截至六月初)已有一百八十萬人確診，逾十萬人死亡。紐約州更是重災區，由三月一日出現首宗確診病例，至三月中旬疫情已迅速蔓延，病患呈幾何級數增長，死亡人數更不斷攀升。」立足紐約數十載的趙仕鴻看盡紐約的繁華，對今次疫情不禁反思︰「美國是世界最發達、最強盛、最富裕的國家，何以今次疫情應對得這麼差？這實在反映國家政策、社會價值，需要人們深切的反思。我們的社會究竟是以人類為資本服務，還是該讓資本為人類服務？」
年初時，一向自負的紐約人可沒想過疫症會找上自己，也沒法想像這次疫情會造成如此巨大的影響。籠罩於疫症陰霾下，紐約這座繁華不夜城旋即墜入寂靜的黑洞中。由於疫情嚴峻，紐約州在三月二十二日起實施「紐約州暫停」行政命令，關閉所有非必要的商業設施，並禁止所有聚會。除緊急及生活必需情況外，所有人都要在家避疫。
疫下生活
「我會計師樓的員工現在都是在家工作。雖然效率不及在辦公室，但情況還可以，我們仍能夠維持員工的薪資，這也算是項成就吧。」趙仕鴻努力維持業務運作，政府在這方面總算有一些措施配合︰「美國今年報稅截止日期由四月十五日延遲至七月十五日，這讓我們有更充裕時間處理客戶稅務，彌補在家工作效率較低的不足。」
「留在家避疫，我太太最不習慣。因為她要比平日更費神照顧我的起居飲食，但我可非常享受與她待在家裏的時光。」趙仕鴻回憶︰「自結婚以來，我一直都忙於工作，甚少停下來，難得這段時間可以兩口子留在家裏。」兩名兒子雖然已和他們分開居住，但一家人依舊緊密融洽。因疫情關係，他們已經兩個月沒有見過兒子，只能靠視像通訊見面，偶爾還會郵寄水果、口罩給兒子：「小兒子在醫院工作，他要治理新冠肺炎病人，所以不讓我們見他。即使我們去到他家門前，他也不肯出來見面。」兒子們未必每事也告訴父母，怕累他們擔心，但他們還是會互相傾訴，也會向趙仕鴻夫婦透露些對方的消息：「小兒子是心臟外科醫生，疫情爆發後，他被暫調到疫情最嚴重的醫院，負責治療新冠肺炎病人，為期一個月。這期間他沒有透露過半句，只是大兒子悄悄告訴我們，我們唯有裝作不知道。」
除了家人，趙仕鴻這段期間也靠電話、電郵和社交媒體與朋友、鄰居保持聯絡溝通。雖然已多月沒有面對面的聚會，但偶爾會在超巿購物時碰面，大家也會保持六呎距離閒聊問好 — 這就是疫症下的社交生活。
校友現況
趙仕鴻擔任崇基學院美東校友會會長多年，與當地中大校友建立了緊密的網絡。在香港和內地爆發疫情初期，海外校友會已透過醫療界別的校友四處張羅外科口罩，以寄給香港及內地親朋好友︰「現在反過來，我的內地客戶和香港同學不但寄外科口罩給我們，還為我兒子寄來其他醫療防護裝備。儘管中美政治分歧影響醫療裝備的供應，但世界各地的人互相支援打氣，讓我們嚐到苦中一點甜。」
移居美國多年，海外校友間的照應也很重要︰「今次疫情讓我們海外校友聯繫多了，不時互相致電問好，關心大家是否平安無恙。」如校友需要幫助，海外校友們也會竭盡所能動員協助：「幸好至目前為止，沒有校友染疫的消息。惟崇基校友陳尹瑩修女(1960/數學)居住的修道院最近爆發疫症，美東校友會和其他校友遂盡力為修道院張羅外科口罩和個人防護裝備，以應付疫症。」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協力相互助，不正好是我們崇基精神？
文化差異
無可否認，今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出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在紐約這個移民大都會，全世界各色人種都匯聚於此，可以是文化大熔爐，也可以是文化衝突之地。「其實亞洲人很早便戴口罩防疫，只是美國文化認為有病才戴口罩。在街看見亞洲人戴口罩，一些有偏見的美國人或會不留情面地破口大罵。這是文化衝突，也是種族歧視。」趙仕鴻認為，無論社會政治結構如何，偏見和各種歧視均一直存在，而種族歧視則是美國生活的一部分，只看自己如何去處理。
趙仕鴻從疫情看到更深入的種族歧視問題：「種族歧視在美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而對婦女和有色人種的歧視更是由來已久。在文明社會中，種族歧視是受到法律和道德壓制，只是它仍會默默存在。每逢危機出現，種族主義者便不再費心思掩飾自己的偏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美國人也曾遭受苦難；九一一事件後，穆斯林成了仇恨的目標；而現在，正值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症爆發，華人在美國也遭受歧視。」在趙仕鴻眼中，幾十年來，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並沒有太大變化，只是時好時壞，但總括而言仍是沿着同一水平線波動。
疫下反思
會計出身，趙仕鴻是個「數字人」，喜歡分析數據，找出當中的因果關係。在家避疫這段日子，他不住反思，何以美國在今次疫情應對得這麼差？起初他還以為香港做得不夠好，誰料到幾個月發展下來，現在香港的確診及死亡數字均遠低於美國。
趙仕鴻認為，歸根究底，美國疫情失控與政府管治不無關係︰「美國政府對今次疫情的反應非常遲鈍︰無準備，無總體戰略，也無遵循科學數據行事。總統特朗普反應被動，又推卸責任，只顧自己競選連任，美國每個州都在自己打仗。」疫情先在內地和歐洲爆發，但美國那時還以為事不關己，於是掉以輕心，防範不足。另外，全球化也導致美國沒有足夠生產力製造所需醫療保護裝備。疫症爆發，美國口罩庫存只有三千萬，但人口三億多，根本沒可能在本土大規模生產以應付如此龐大的需求；而大部分醫療保護裝備都在中國生產，中美角力亦對醫療保護裝備的供應有重大影響。
至於醫療系統方面，趙仕鴻認為美國著重先進醫療技術，而非公眾醫療護理；而民眾本身的自覺性不足，也影響抗疫成效︰「美國擁有最優秀醫療技術，但應對瘟疫傳播的能力不足，未能同時治療大量患者。確診而症狀輕微的病人會在家隔離，如出現嚴重症狀方可入院治療。若患者居住環境擠迫，就很容易把疫症傳開。這大概是非洲裔、南美裔及基層民眾感染率特別高的原因之一；其二是美國文化抗拒戴口罩，以致未能在病毒蔓延前截斷傳播鏈；另外又有些人高舉自由的旗幟，無視州政府的暫停令，高呼居家限制有損個人自由。」
趙仕鴻認為這場疫症是全球共同面對的一個危機︰「我們生活在美國 — 世界最發達、最強盛、最富裕的國家，但新冠肺炎疫症來襲，卻顯得如此無助和脆弱，讓人對社會制度和價值、人類應付此等危難的能力失去信心。今次世紀災難是全人類的共同經歷，無人可以獨善其身。」除了對人類健康的威脅，他更視這場疫症為一次深刻的教訓︰「如果今次疫症有積極意義的話，那就是為人類帶來深切反省的機會。無論你多強大，也總會有弱點，應當心懷謙卑，學習別人做得好的地方。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但肯定有參考作用。」
趙仕鴻(1974/工商管理)畢業後於美國紐約聖約翰大學取得碩士學位，並於一九七九年取得美國紐約會計師執照，曾任職數間世界著名會計師樓。自一九八五年，趙仕鴻在紐約開設會計師樓，主要服務當地各行各業華人客戶。他甫畢業便離開香港，一去轉眼四十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