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從母校畢業已十年了，也說不清楚自己改變了多少。畢竟當局者迷，不知道也未嘗不好，反倒每天看着周邊的世界而不覺其變化；十年回首，竟已翻天覆地，不知變的是世界還是自己，也藉此盤點一二。

立志認識並改變世界

本科畢業時掙扎於自己的前途，不只是找甚麼工作或進甚麼行業，而是如何實現在學時的許多夢想。本科選修經濟，並不是為了進商界或金融業，而是為了認識和參與改變世界，如今看來似是假大空的標準面試答案，當時卻那麼真實。不單只有我，還有身邊許多同齡、一起經歷過二零零三年的香港人都有同感。至於為何選擇修讀經濟而不是社會學、政治及公共行政或哲學，這似乎跟自己中學選修理科有關，簡潔的數學論證可以解釋和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對我來說很有吸引力，所以即使自己的數學天份不高，也硬着頭皮選修了不少與純數有關的科目。

縱然當年成績未如人意，卻讓我學會一樣畢生受用的事，就是任何事情在自己盡力領悟和驗證之前，都不能輕言相信和接受。驗證過程非常艱苦而孤獨，因為大多數人均選擇閉目輕信更容易的寬道，且譏笑任何痛下苦功的愚公；但寬道所引領處竟是真偽難分的泥濘，甚至叫人泥足深陷 — 要不相信所有，要不懷疑一切，終致行止失序。況且儘管某事在某刻驗證為對，也不是從此永遠都對。很多時這種「對」只是在某時某地解釋和解決某事的最佳答案，但稱不上是甚麼真理；若不開放心境讓時間重新驗證，結果只會令自己也變得過時。

志業志趣兩不悖

本科畢業後繼續於研究院進修碩士，當時一心打好研究根底，然後再深詣社會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期間經歷了兩件事情，事後看來對我日後的路有決定性影響。其一，從恩師車嘉華教授學到論文寫作過程中要反覆去蕪存菁，要不惜時間、不昧感情、不顧後果。恩師不單如此教我，他自己亦一直以身作則。車教授十年磨一劍，逆績效規則和速食文化而為之，以其修為斷可抵擋如此洪流，睥睨當下而頂天立地；還有餘暇時間跟我等後輩閒話家常，談笑風生。雖然我頗清楚自己的能力，但是否有天能像恩師般潛心學問而寵辱不驚，那就連我自己也不曉得了。

其二，隨時間推移，我對音樂的興趣愈來愈濃厚。音樂雖不像研學世事宏大，但碩士兩年讓我明白理想無分大小，應純粹從心所往。走想至此，不知從何而來的勇氣，竟敢手執殘曲幾闕冒昧拜訪音樂系的陳偉光教授，在作曲大師面前談起作曲來，想不到竟獲他非常熱心的鼓勵，最後更在我修畢經濟碩士後，取錄我修讀音樂系碩士課程。陳教授看過我那些自以為成熟卻不怎麼可聽的作曲草稿，給予我不少指導和機會，也讓我明白到追求志趣與職業並無必然關係。作曲並非為了當作曲家，而是因為內心對作曲不能自已；寫音符人人可為，他卻教我音符佈局安排須反覆思量其意義，凡此種種，都是修為。

於大學工作  重拾舊志

畢業後機緣巧合下我加入大學行政的行列，起初以為是機緣，後來發現是運氣：探索知識有圖書館，談笑周圍有鴻儒。至於參與改變世界的理想，許多年後才明白在學時周保松教授給我的勉勵：「既然政治是眾人之事，那我們因受教育而成為知識分子的，應該讓眾人之事回歸眾人。」多年後的今天我才明白，啟蒙運動的意義正正於此，不是制訂政策領導人民，而是在人之為人的最本身層面互相交流啟發，一起在最切身之事上合作，同時建立公民社會，才是實踐當初志願的最佳方法。

多年來，有幸得另一位恩師張燦輝教授作榜樣。在本科領袖培訓課程時，張教授指出通識其實並不是一種「識」，而是一種「通」；「識」並非重點，「通」才是我們旨志培養的修為。 張教授本行於哲學，後來隨他門下認識死亡，探究時間，才對自己之生略有領悟。天地之大，應費心思量的是自己實在做了甚麼，而不是自己達到些甚麼；畢竟安身立命是一個自己永不能完滿解答的命題，只能按日三省，恆惴慄而又日維新，願不順行至於走偏。

堅持志我

我不曉得這是一條甚麼路，但不論如何，是母校崇基扎下這條路的根基 — 也許是透過週會，也許是透過林林總總的非形式教育活動。於我而言，更大的影響、更深的印象都是來自「人」。如先師凌道揚撰寫之校聯，一種民胞物與、己達達人的懷抱，也可說是濃縮於每次週會伊始的管風琴聲中︰既如崇基校歌和學生會會歌，又如間場所奏的巴赫前奏與賦格 — 從世界所出，海涵世界，卻震聾發聵，拒不從世道而流。